在《海殇》中，辜鸿铭写道：
“欧洲文化的卑劣是先天生成的，这与民族形成的地理条件有关。
就如同黑色人种因为没有走出撒哈拉沙漠，不曾遭受新仙女木事件的严酷筛选而导致其智能存在显著短板一样，欧洲人因为境内没有一条像黄河、长江那样，需要数十数百万人，在统一指挥下才能治理的大河，先天便缺乏了集体主义精神与人定胜天的信念，更缺乏了理解他人苦难的同理之心。
仁慈怜悯，普度众生的高贵品格对于他们来说，都是绝缘的。
哪怕是独立于西方的尼罗河文明，由于其过于规律而温顺的定期泛滥，也只能培养出数学家和工匠，无法孕育出一个像中华民族这般伟大的文明。
至于维京和盎格鲁-撒克逊为代表的北欧文明，其底层逻辑更是彻彻底底的海盗思维，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掠夺和自由主义的恶土之上……”
这本书通篇其实没有说凯尔特人什么好话，但因为对于维京人和盎萨人鞭辟入里的鄙视，居然在爱尔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。
如今爱尔兰正当年的是40后，30后，20后，他们无一例外地经历了1845年-1850年的爱尔兰大饥荒。
那场造成14人口饿死的超级饥荒，在这些爱尔兰人身上和心理上，都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。
英国王室至今都没有对当年的行为表达过一丝一毫的忏悔。
实际上，当年那场饥荒中，就连酷爱发酵葡萄汁的奥斯曼苏丹，现任苏丹的哥哥阿卜杜默西德也看不下去盎萨人的恶行，表示希望捐资1万英镑帮助爱尔兰农民渡过难关。
甚至就连美国印第安乔克托部族都筹集了700美元的善款捐了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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