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方面，这也说明了吐蕃地区与蒙古各部是清代中前期最令皇帝担忧的地区，比之关内的汉地更让清朝统治者没有安全感。
而清朝皇室在与宗教领袖交好方面下了大力气，北京便有众多吐蕃传佛教建筑，最著名如雍和宫等。
然而，即使加强了政治、经济、宗教联系，亚洲内陆仍充满不确定性，清朝虽击溃了蒙古人的后代并以盟旗制度加强了对草原世界的管控，却也给管控外的草原势力留下了生存空间。
所以，后来，草原上出现的大量固定宗教场所，使得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有了定居化的倾向，使清王朝对游牧民族的管理愈加方便。
不久后，准噶尔部在天山崛起并逐渐控制了新江大部，这一支蒙古人的吐蕃传佛教氛围尤其浓厚，鼎盛时期首领噶尔丹更是在吐蕃传佛教高级僧侣中根基深厚，与吐蕃传佛教宗教领袖关系密切，时常往来书信。
有了活佛身份与宗教领袖的友谊，噶尔丹在控制新江后进击喀尔喀部，大有一统蒙古，成为法理上和实质上的蒙古大汗的野心。
这是执政未稳的清帝国最不愿意看到的，所以清廷先制造噶尔丹其实是墓斯林的舆论，破坏其在吐蕃传佛教信徒心中的正统性，随后康熙又两次御驾亲征，压制住了准噶尔的势力。
康熙朝虽数次西征，但真正击败准噶尔部的还是乾隆朝，战果是巨大的，但是对国家的负担也同样巨大。
战争取得了胜利，却也暴露了致命缺陷——大清对于西北地区以及吐蕃区的控制力有待提高，而情报工作是防范于未然的重中之重。
身处边缘地带的拉达克人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成为了大清情报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准噶尔部控制区靠近拉达克，早早便与之产生了联系，清同样因为清准战争才认识到拉达克的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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